是疯狂吧，我想。

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。

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，就已经算是疯狂。

因为我戒烟半年了。

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

我想了半天，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。

"这叫找死，不是疯狂。"

"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，考完后马上去捐血。算吗？"

"仍然是找死。"

"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，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？"

"那还是叫找死！"

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，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。

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。

有人甚至告诉我，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。

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，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。

他的思想偏右，立场偏右，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。

"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？"

"如果当你年老时，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，你不会觉得遗憾吗？"

我也许还不算老，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。

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，他说：

"你没有过去，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；

你也没有未来，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。

你不可能变老，因为你从未年轻过；

你也不可能年轻，因为你已经老了。"

他说得没错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。

"你不会死亡，因为你没有生活过。"

那么我究竟是什么？柏森并没有回答我。

像一株檞寄生吧，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。

终于有火车进站了，是班橘色的莒光号。

我往车尾走去，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。

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，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。

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，才会闯平交道，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。

更不用说拋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。

只可惜，乘客太多了，任何一节车厢都是。

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。

叹了口气，背上背包，退开三步，安静等待。

火车汽笛声响起，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。

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，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，很像滑雪姿势。

砰的一声巨响，火车起动了。

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，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。

这很容易区别，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；

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，只是竖起右手中指。

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，老师都会叮咛"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"，

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："为什么呢？"

老师说："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！"

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，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弥猴。

很奇怪，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。

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，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。

火车开始左右摇晃，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。

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，那么脚呢？

我突然有股冲动，于是将左脚举起，伸出车外，然后放开左手。

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。

柏森，可惜你不能看到。这样可以算疯狂吗？

再把右手放开如何？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。

所谓的疯狂，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，比找死少一点呢？

收回左脚，改换右脚。交换了几次，开始觉得无聊。

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，一直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。

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，她会有点怕。

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，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。

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，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。

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，那些东西很沉很重。

最沉的，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。通常是别人给的。

然后是道德。

不过在学校时，道德很重，出社会后，道德就变轻了。

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，控制我的心，堵住我的口。

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，用双脚夹在地上。

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。

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。

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带点惊慌的眼神看着我。

我朝她摇了摇头。

把这根烟凑近眼前，读着上面的字：

"当这些字都成灰烬，我便在你胸口了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