震灾发生后,梁启鸣和陈亦君都奔赴在抗震救灾一线,各自坚守岗位。每周一次的回家成了她最自在的日子。心情郁闷时,电视播放的内容也全都跟汶川有关,让本就煎熬的内心雪上加霜。在病情发作时,思绪混乱如麻,记忆力大不如从前,甚至对周遭的环境和人感到陌生和畏惧,她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,拒绝与人交流,切断与外界的联系。
梁启鸣回来时,已是六月初。初夏的空气干燥闷热,梁曼卿的情绪起起伏伏,时好时坏。状态好时,与彭佳艺说笑如常,彭佳艺还夸她恢复得好。可一到夜深人静,病情发作起来,连她本人都质疑活着的意义。
情绪失控的一次,是梁启鸣发现家里的安眠药少了好多剂量。安眠药是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开的,有助于睡眠。他绝不相信女儿会擅自超剂量服用。
梁曼卿皱着眉头,满不在乎地说道:“药不就是给我吃的吗?吃多少也是我说的算,谁也无权干涉!”
梁启鸣也来了脾气,把手里的书“啪”地摔在桌上,“简直胡闹!给你开药是为了让你改善睡眠,这都是按剂量吃的,真吃出问题怎么办?你负得起这个责吗!”
其实,在他们支援汶川的日子里,她每天靠吃安眠药入睡,然而药效一过,白天依旧精神不振,于是便加大了剂量,整个人虚弱无力,面黄肌瘦,毫无生机。
某个瞬间,她盯着那瓶安眠药,一个冰冷可怕的念头毫无征兆地钻进脑海。她想象着当梁启鸣和陈亦君推开门,看到吞安眠药自尽的女儿昏昏睡去,那该是怎样一幅惨烈的画面?
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。那一刻,“死亡”这个词深刻立体的出现在脑子里,也是生命中第一次那么具象的思考这个词的意义。
梁启鸣看到女儿这种状态,强压住翻腾的情绪,不容置疑地说:“让你妈给你办休学,先在家休养!高考……暂时别想了!”
“不行!我不答应!”梁曼卿像被针刺般猛地抬头,声音嘶哑却异常坚决。高考,是她心中不能动摇的圣殿,是通往未来的独木桥,她当然明白休学的下场是什么。
在梁启鸣的陪同下,她再次来到父亲医院的心理科。这次的诊断结果比想象的更严重。短短时日,病情已经发展至“中度抑郁”。梁启鸣一筹莫展,高考近在咫尺,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原本的计划,跟他预判的结果大致相同——病情正逐渐往不乐观方向发展。
几天后,梁启鸣将几份厚厚的医院资料推到她面前,梁曼卿不解。父亲不紧不慢地说:“虽然时间有些仓促,但这个想法,在你读高一时就已经开始给你筹划了。”他顿了顿,语重心长,“孩子,不要有心理负担,先把眼前能做的事做好。我和你妈有条件,也支持你到国外接受更系统的治疗。针对抑郁症的治疗,国内目前的资源和手段还是有限,要达到理想效果很难,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。”
“心理科的张叔叔跟我聊了你的病情,目前虽然转为了中度,但只要能介入专业的治疗措施,未来康复的概率很大。所以,我们决定送你出国,接受更好的治疗。”
命运的突袭如此猝不及防,粗暴地打乱了所有预设节奏。她张了张嘴,看着手里的资料,喉咙发紧。临高考的节骨眼上,大家都在为各自的目标奋笔疾书。而梁曼卿的命运齿轮,却发生巨大变化!
她能想象,当别人拥有美满的生活,考上了各自的心仪大学,反观自己,却背着“抑郁症”这个沉重的“缺陷”,如同世界的“弃子”,走到哪儿都要背负这个枷锁,遭受周围人投来的异样目光,听着他们背后议论纷纷,戳着她的脊梁骨说:“你看,她就是那个得“抑郁症”的人,离她远点!”
那,活着的意义还剩什么?